[53]18起案件中，只有一起在说理论证思路上具有示范意义，即被告人刘某、邓某录制有关喜多多果粒饮料产品的视频并上传至驾校学员微信群，视频中被告人捏、拽饮料中的果粒，并称果粒是胶做的，吃死人，不能吃。

[27]荣毅仁则在此意见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修改方案，最终形成了现行《宪法》的3条第4款的表达模式。在某些情况下，财力的配置情况亦能反推出特定事权的央地归属，如2015年《国务院关于改革和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的意见》提及中央财政集中的财力主要用于增加对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实际在传统的国防、外交等之外进而明确了转移支付作为中央专属事权的属性。

中央调研小组亦数次赴佛山调研，把经验带回北京。由于中央政府赋予了经济协调会大量权力用于制定与本地区经济相关的经济行政决议，[111]相关地方获得了更大的主动空间。[84]第三，是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方面。[103]这类隐性对抗策略的实施，中央往往并不知情。该指导意见的出台，告诉了我们三方面的重要信息：对整合进路至少作为重要选项的身份明确认可。

前述异同关系的比较主要聚焦静态层面，主动性与积极性的动态区隔又是什么呢？一方面，现行《宪法》3条第4款首次确立了统一领导、主动性和积极性的三元要素结构，但回顾新中国历部宪法(文件)中描述中央与地方角色的关键词分布情况可知，除一直延续积极性和统一领导的提法外，充当关键第三者的提法除了现行宪法中的主动性外，《共同纲领》、五四宪法和七八宪法中的创造性的出场频次反而更高。[88](前述对比详见表1) 表1五部宪法文件中央地关系原则体系结构对比 通过表1可以看出，同样是央地关系语境下的地方积极性，其内涵却因统一领导对应项为一元抑或二元存在差异：《共同纲领》框架下的地方积极性倾向于维系地方经济部门正常发展经济的能力和空间，主动性则要求地方经济部门除了正常履行经济发展职能外另觅其他方式以寻求前述目标更快更好地实现。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规定，对负有反腐败和廉洁从政管理责任的党委(党组)负责人或者党组织，依法进行问责。

【摘要】 在监察体制改革过程中，为了增强监督的合力与实效，必须通过《监察法》的实施形成党内监督、监察监督、审计监督、人大监督和民主监督等的贯通，形成中国特色权力监督与制约体制。监察机关根据专案工作需要，可以抽调审计人员参与专案的查处和取证工作，审计人员对被调查对象的职务犯罪行为进行分析研判，通过调取资料获取违法犯罪事实及证据。2.监察监督和审计监督的协助与配合机制 在传统的行政监察体制下，审计机关与监察机关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工作协调和配合机制，审计机关发现的违法违纪案件，需要对直接责任人员进行处分的，可以向有权处理的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提出处分建议，由监察机关作出政纪处分。《审计法》规定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财政收支，国有金融机构和企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以及其他依法应当接受审计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应当接受审计监督。

《宪法》第127条以及《监察法》第5条均规定监察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10}监察权即是监察机关行使《监察法》上的监督、调查与处置职责的权力，是统一处理公职人员职务违法和犯罪的专责机关，其他国家机关对公职人员的监督，应当在监察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依法展开，并且与监察委员会的监督贯通。

审计机关是我国最早开展反腐败工作的国家权力监督机关之一。监察委员会内部工作人员也不得违反监察独立原则。如果案件重大，且属于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案件，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则应当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国家机关调查处理一般监督机关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审查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和合法性，有权监督国务院、中央军委、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

{2}但是，审计监督面临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审计监督职能的拓展与保障问题，二是审计监督与监察监督的关系问题。{5}公职人员的腐败已不限于滥用公共权力而谋取利益，凡利用职权或者利用职务影响而收取和获得利益的行为以及挪用资金和贪污国家资财的行为，均属于腐败。{4}我国的监督机构分为一般监督机关、专责监督机关和专门监督机关。{10}监察权即是监察机关行使《监察法》上的监督、调查与处置职责的权力，是统一处理公职人员职务违法和犯罪的专责机关，其他国家机关对公职人员的监督，应当在监察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依法展开，并且与监察委员会的监督贯通。

对专项调查报告中发现的问题，可以进一步联合调查或者由监察委员会单独调查。监察监督和审计监督的独立性，是国家反腐败机制有效运行的法律保障。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党内监督是依规治党和从严治党的制度保障，明确提出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党内监督在党和国家各种监督形式中是最基本的和第一位的。对于不属于审计机关处分权范围的，将审计结果及处理建议移送监察机关作出政务处分决定，监察机关应当依法律和党内法规作出是否处分的决定。

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改革审计管理体制的规定，特别重视对审计独立的保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权力监督与制约，加强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的制度建设，努力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具体来说，审计机关发现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线索，必须移送监察委员会调查。审计监督具有专业监督的性质，虽然它同样要监督公职人员并且履行反腐败的职能，但其监督具有专业性，这是审计监督区别于其他监督的重要特征，体现出审计监督对党员和领导干部个人的监督。监察机关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时，其他国家机关依法应当予以协助，执法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线索的应当依法移送监察机关处理。为了保障监察机关工作人员不受外部因素之影响，《监察法》规定了监察机关工作人员的回避制度，确定了回避的四种情形：是监察对象或者检举人的近亲属的。

衔接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的实施对于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动国家权力监督法治化具有深远的意义。只有以党内监督带动其他监督、完善监督体系，才能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政府审计在反腐败方面应当发挥惩治、预警和控制等不可替代的作用。监察机关对所有公职人员的职务行为进行监督，有权调查公职人员的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行为，并依法作出处置。

专责监督机关是国家监察委员会，其有权调查和处置国家公职人员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与一府两院的宪法地位平等。由上可知，审计机关在财政经济领域的反腐败与监察机关的反腐败在目标和职能方面相同，监察机关的监督权不能取代审计机关的专业监督，但两者之间是互补和协助的关系，要形成反腐败的合力，必须实现二者的无缝对接。

【摘要】 在监察体制改革过程中，为了增强监督的合力与实效，必须通过《监察法》的实施形成党内监督、监察监督、审计监督、人大监督和民主监督等的贯通，形成中国特色权力监督与制约体制。2.反腐败工作是监察监督与审计监督衔接的工作基础 腐败一般是指国家公职人员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以下简称《审计法》)实施到党的十八大前，审计机关将传统的财政监督转向经济责任审计，重点打击领导干部贪污、受贿和利用职权谋私的腐败行为。审计监督属于财政收支、财务收支和经济责任方面的监督，通过审计发现国家重大决策部署执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重大违纪违法问题线索，维护财经法纪，促进廉政建设。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课题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8VSJ05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2]从1931年开始，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即开始设立审计机关监督政府的财政收支。通过对政府收支的审查，可以直接追究贪污和营私舞弊的政府公职人员的责任。

经济责任审计被视为对领导干部予以选拔任用的重要制度，在国家反腐败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审计机关在审计过程中发现被审计单位直接责任人员的违纪违法行为属于一般违法和违纪行为的，由审计机关依《审计法》之规定予以处分。

三种监督权相互分工与协助，形成以国家监察机关为主体，以一般监督和专门监督相配合，以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为重心的国家权力监督网络。如果案件重大，且属于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案件，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则应当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国家机关调查处理。1934年2月2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颁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审计条例》，该条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政权制定的第一部专门的审计法规，明确规定中央审计委员会负责监督政府收支和预算与决算，同时确认审计委员会有裁判检举贪污浪费的权力。审计机关依法审计并向社会公告审计结果，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审计结果成为追究法律责任的依据。

为了加强党和国家的监督，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党内监督和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和升华，在明确坚定不移地坚持从严治党原则的同时，提出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深化政治巡视，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制定国家监察法，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宪法》第127条以及《监察法》第5条均规定监察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因此，应当在《审计法》第37条之后，增加对审计机关与监察机关之间协作关系的规定，并且对协作的程序作出原则规定。《监察法》规定监察机关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其他国家机关必须予以协助与配合，从而建立了以监察监督为核心，其他监督相互贯通的衔接机制。

[2]从1983年审计署成立到党的十八大，审计机关的监督职能不断扩大，反腐败职能不断拓展。监察机关是履行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行使国家监督权。